来自吉林大学前卫南区2009-10-04 20:38:58
日本这个近邻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不是特别有运气，中国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一个比较低速的增长时期。事实上，这本身也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但中国问题的独特及危险之处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的改革战略都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前提假设的。在中国官僚体系的视域之中，只要经济能够高速增长，政治腐败，贫富分化、不公不义就都是可以得到宽恕的，就都是可以通过财富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化解的。换言之，我们的政治及社会体制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够勉强维持。正是在这样一种天真的战略思维的指导下，在中国前面三十年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如付阙如。腐败以及剥夺所激起的社会冲突能量日积月累。所幸的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部分缓解这种冲突能量。然而，我们的确很难想象，以一个三十年未变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及文化精神，如何能够应对在未来经济低迷时期频发的社会及政治问题。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们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
所谓“保八”，其本质实际上是中国的执政者们意识到，以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文化精神，是不足以应付经济增速陡降所带来的剧烈冲击的。他们意识到，只有将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8%左右的水平，中国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方能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于是，中国的执政者必须使用一切手段来维持这个保底的“安全速度”。其巨大的代价不问可知。8%的增速足以让全球任何国家羡慕不已，但在中国，却只能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这除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如何低下之外，更说明中国政治及社会体制是何其脆弱。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在经济长达20 年几乎零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社会和谐，不能不说是创造了另外一项奇迹。但是，“保八”保得了一时，却保不了一世，与其花费巨大代价“保八”，倒不如及早从完全依靠高速经济增长的战略中退出，尽快开始中国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文化精神的改造。否则，一旦经济出现停滞甚至更糟的情况，“毫无准备的改革”就会被迫开始。所有人都知道，“被迫的改革”往往是难以控制的，而其后果也总是无法预料的。事实上，随着低速增长时期的日益逼近，这种被迫改革的时间也在日益临近。在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年之后，如果我们仍然将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置于一个越来越不可靠的乐观假设上，实在是掩耳盗铃。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从过去的习惯性的战略思维中摆脱出来，立即着手中国政治、社会的改良以及文化精神的重造。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安然应对即将到来的低速增长时代。低速增长时代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同样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更意味着中国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进一步转型。这不是一个让人血脉喷张的时代，但却是值得我们热烈拥抱的时代。
事实上，比较低速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不仅是一个最有可能的前景，也是一个最佳的前景。除此之外的另外两种前景则是中国需要努力避免的。一种是突然陷入深度的停滞。这种前景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谈。但是就我们的观察而言，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差，其未来的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2008 年突如其来的全球危机提醒我们，这并不是什么狂人梦呓。另外一种需要避免的前景则是，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8年的重大危机之后，奇迹般的重归危机前的繁荣之路。随着外需恢复，中国经济也重回危机之前的黄金时代。毫无疑问，这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也是今天中国诸多经济管理者们暗中所翘首以盼的。但我们的观点是，这种以贬抑公民权利，牺牲环境资源，透支未来福利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潜力，将会在短期内被迅速消耗干净。而一旦这种模式走到尽头，其带来社会转型将是相当剧烈的。（实际上，在2008年前后，已经有相当多的征兆表明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显然，我们必须努力拒绝这种前景的发生。但让人担心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正在凭借其巨大的惯性裹挟着这个民族重归老路。就我个人对金融危机之后一年内中国经济的观察，我以为，真正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而且还刚刚开始。是时候了，让我们诀别过去三十年中所养成的习惯，为一个新的时代未雨绸缪。
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我称之为的所谓“低权利因素”。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政府凭借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禀赋，以及由此而获得政治比较优势，将公民权利压缩到了极限水平。通过这种压缩，中国各级政府将经济增长中的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这包括压低弱势阶层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几乎完全无视环境破坏，对农民土地的掠取，对城市居民原有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剥夺等等。凡此种种，虽然诱发了中国在短时间内的持续高速成长，但也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严重透支。比如，严重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对立；灾难性的环境恶化。很显然，随着中国社会对这种经济发展的不道德方式日益高涨的不满，中国经济这个秘密武器的效能将大大降低。
检视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冷战结束之后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手。在过往的20 年中，以市场的全球性扩张为主要方式的全球化运动，使中国的“低权利成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使中国以政府主导的超高投资率的经济结构得以幸存，而且，还因此通过庞大的外需而大幅度的拉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是：从战后开始的一个长达60 余年的全球经济扩张周期正在落幕。
各个民族国家的市场壁垒又纷纷竖起，利益受到严重侵蚀的阶层对全球化的声讨也清晰可闻。在全球市场扩张受阻的时候，中国的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一点，已经被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持续低迷的出口数据所证实。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如果不是负面的话，也肯定不会像过去十年那样显赫。总之，我想说明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几个决定性动力，正在逐渐减弱甚至快速消失。如此，中国经济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前景：一个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前面三十年的灰暗时代。
证诸发达国家的经济史，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有一个从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的转换时期。一个最为切近的例证就是日本。二战之后，日本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奇迹，但从1990 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开始长期陷入停滞阶段，一蹶不振凡20 余年。景气低迷持续时间之长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绝大部分都乐于将日本的这种情况归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误，创新精神的萎靡，以及泡沫经济的后果，然而，与其说这是日本独特的历史遭遇，倒不如说这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必然要经历的普遍宿命。以此观之，日本在1990 年代之后的“突然衰”，不仅不是突然的，也一点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为中国的未来做好准备——阵痛期的战略转变
所有人都生活在习惯之中，但在历史的剧烈转型时期，习惯却往往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养成的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都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就连那些一直持有审慎怀疑态度的观察家们，也在21 世纪之后，彻底接受了中国经济作为一架“永动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经济的这种习惯印象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动摇，反而因为中国经济在最近一年中的强劲表现，而变得更加牢固。显然，这种乐观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习惯。
不过，最大的危险并不来自这里，而是来自政府的另外一种习惯性思维。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尤其1990 年代之后的20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将其战略与策略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一个失去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资源的政府来说，这种思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很容易看到，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才有足够的税收兴建各种基础设施，也只有经济高速增长，民众才能不断提高其生活水平。按照中国政府的逻辑看来，所有这一切增量所带来的满足感都将转化为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十分幸运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借助市场活力的释放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以这种高速增长作为基础的战略也一再被证明是成功的。这种非凡的成功一再强化了中国政府将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种前提条件的执政
在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前，对于这种战略，无论是政府内部还是中国民间都出现了强大的反思声浪，但遗憾的是，危机的到来不仅没有深化这种反思，反而使中国政府的执政战略按照原有的惯性走到了更加极端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没有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成瘾性依赖，反而更加加深了对这种“兴奋剂”的依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在推动经济增长。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又一次获得了热烈的喝彩。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危机已经渐行渐远，我们很快就会重回危机之前那个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但事实可能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回到那个时代了。更加审慎的说法则是：中国重新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化。市场的急速扩展不仅激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创业热情，大幅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也在宏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在未来，市场活动将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产能的严重过剩以及市场可拓展空间的日益缩小，市场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边际作用将逐渐减小。如果考虑到在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品的过度市场化特征，中国可拓展的市场化空间甚至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小。这可能与普遍流行的想象恰好相反。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定量确定市场化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无论如何，市场化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
